反英抗暴斗争与广东省人民支港委员会像章

　　在毛泽东像章大家庭中，有一特殊历史题材的像章，即“港九各届斗委会”像章和“广东省人民支港委员会”像章及与此相关的一些像章，如赠给港九爱国同胞像章。这类像章的制作背景引起大家的关注。为此笔者查阅了一些资料，整理如下，供像章收藏者参考。
　　“港九各届斗委会”全称“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”，“广东省人民支港委员会”全称“广东省人民支援香港爱国同胞正义斗争委员会”。
　　事件源于香港的“反英抗暴斗争”。１９６７年５月６日，九龙“新蒲岗人造塑胶花工厂”工人因劳资纠纷而罢工，与前来干预的警察发生冲突。当地左派立刻赋予这场纠纷以新的意义，纷纷前去慰问。香港警署拘捕了去向香港政府表示抗议的该厂工会主席和工人代表。香港左派人士声援工人，他们仿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做法，列队走上街头，于１１日去到港督府，进行抗议示威，他们要求港督出来接受他们的抗议。示威群众受到防暴警察的袭击，许多人受伤，一些人被捕。由国务院外办港澳组直接领导的港澳工委（对外的公开身份是新华社香港分社）认为，不能善罢甘休，必须坚持斗争。5月16日，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成立，港九工会联合会理事长杨光任主任。对于香港各界的抗暴斗争，香港左派报纸进行了大量报导，中国银行把大喇叭安装在自己大厦的顶上，进行反对港英当局的广播。“斗委会”以“反英抗暴”为口号，联合各团体数百人，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，手持毛主席语录，举行游行示威，并在港督府门外张贴大字报。香港当局做好了准备，示威者上街后遭到防暴警察毒打，许多人被打伤。为此中国政府5月15日向英国政府提出了“最紧急最强烈”的抗议, 国内报纸热烈支持香港工人的斗争，热烈欢呼左派群众走上街头支援工人的行动，强烈抨击港英当局镇压群众“血腥暴行”。
　　5月24日，周恩来约见国务院外办、外交部和港澳工委的负责人，强调在香港问题上要严格遵循中央规定的方针政策，坚持有理，有利，有节，批评了有关部门在香港问题上提出的过“左”口号和采取极左的做法。5月下旬为了加强组织领导，在周恩来的指示下，由国务院港澳办与外交部牵头成立了“国务院港澳办”，港澳办立即与港澳工委共同拟定了“反英抗暴斗争”的方案，6月6日，周恩来作出指示： 
　　“香港的方案今天定了，配合国内的政治、群众工作。” 
　　“总的是一条原则，不搞总同盟罢工，不马上提出收回香港，一定要保留一手。群众运动的负责人要配合二、三线。香港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，不能在这次斗争中把力量全部都暴露了。都暴露了不符合党的原则…… ”
　　“经济外贸要准备香港成为死港，不靠香港也能够在国际上活动。资金留一点，资金完全不留是不成的。把资金抽出，它可能跟我们捣乱。外贸、银行起码要准备半年的斗争……” 
　　“宣传，总社和分社两方面都配合，集中揭露，要有一百年来的资料。要有很好的宣传计划，揭露它一百多年来在政治上的迫害，经济上的剥削，文化上的腐蚀的各种罪恶，使香港居民激发爱国情绪和意志，敢于参加斗争，仇视、鄙视、蔑视英帝。不单揭露它侵占港九，还要整个揭露它侵占香港。资料应由分社发；《人民日报》用短评配合，作为一个大运动，使群众能随时响应祖国的号召，要作舆论动员。”
　　按照方案香港于6月10日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。港英当局则通过各种办法破坏罢工，防暴警察殴打和逮捕罢工工人，香港局面发生混乱。斗争持续到６月底，英国方面仍然没有任何退让的迹象。按计划，斗争应当向着第二阶段发展，对港英施加更大压力，把罢工的规模扩大到二、三十万人。但是从前方传回北京的消息却是，现在不是扩大罢工规模的问题，而是现有规模也难以维持下去的问题，因为香港工人需要依靠工会资助才能维持罢工，他们自己和家属都要生活。工会财力有限，资金很快告罄，“工委”要求内地提供资助，并以更多其他实际行动来支持罢工。
　　此时，做为香港直接大后方的广州地区已实行军管。5月28日，地总首先向广州市发出募捐倡议书，号召全体地总成员“发扬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，发扬共产主义爱国主义精神，全力支持港九爱国同胞反英抗暴斗争”。6月3日，地总和红总、无产者、红卫队等十几个群众组织集会，“愤怒声讨英帝国主义镇压港九爱国同胞的滔天罪行”。会上成立了“广州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港九爱国同胞反迫害斗争筹备委员会”，通过了给港九同胞的致敬电。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。6月12日，地总广船分部、珠江分部和革命海员造反司令部等组织5000多人，在大沙头举行支持香港爱国同胞反英抗暴大会，并再次上街游行。6月24日，地总、红总、郊贫联、一司等组织，举行大型集会和游行，声援香港20个工会工人联合大罢工。 这时的支援主要是政治层面的。从5月下旬至7月上旬，广州地区群众组织共举行了14 次规模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，声援香港同胞，参加人数达50多万。6月28日，根据周恩来的指示，由省军管会主持举行了一次有8万人参加“广东省、广州市革命群众支持港九工人联合大罢工大会”。各群众组织和个人，纷纷写慰问信和拍慰问电报给港九工人。 仅广州一司就投寄了5000多封慰问信。大街上到处是标语、传单、漫画。有的群众组织还出版了《反帝抗暴》小报，演出反英抗暴的文艺节目。“红宝书”（毛泽东著作）成了风行一时的礼物，据省军管会的统计，包括其他群众组织和个人赠送的“红宝书”，在香港《大公报》堆积成山，加上雨季空气闷热潮湿，有些已经开始霉烂了。 
　　赠送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像章等活动掀起了热潮。到7月5日止， 省军管会支港办公室共收到《毛泽东选集》26303册，《毛主席语录》57756册，“老三篇”25470册，毛主席著作单行本37659册，毛主席像章189478枚，锦旗104面。
　　对于支持香港同胞的抗暴斗争，周恩来认为此事应以民间机构出面为宜。然而，6月至7月期间，正是广州地区武斗全面爆发，天下大乱之际，许多群众组织，都忙于打内战，忙于揪“广谭”，陷在武斗的漩涡中，焦头烂额，自顾不暇，支援香港同胞，只是一种形式，不可能投入太多的精力。
　　就是在这个背景下“广东省各届人民支援香港爱国同胞正义斗争委员会”在“广州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港九爱国同胞反迫害斗争筹备委员会”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。名义上是民间机构，实际上由广东省军管会支港办公室负责全面工作。
　　7月“反英抗暴”斗争出现转折，出现了以暴抗暴的局面，示威群众用自制土炸弹还击军警，还有人在港九各处闹市区放置真假炸弹，炸弹上多数以大字写着“同胞勿近”，连电车、巴士、街道上也发现了土炸弹。香港当局则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，颁布一连串的镇压法令，查封工会、学校、报社，8月4日还出动航空母舰，派出直升机运载大批军警搜捕“非法分子”。
　　香港的“反英抗暴斗争”至1967年12月中旬基本结束。这次斗争共造成双方51人死亡，800多人受伤，被捕群众达5200余人。
　　2001年6月，长期担任港九工会联合会〔即香港工会联合会前身〕主席的杨光先生，被香港特首董建华授予香港的最高荣誉----大紫荆勋章。